中国的防疫模式肯定会变,但变之前还需要很多措施,宜缓不宜急

随着西安疫情的清零,武汉之后中国内地最大规模的本土疫情被扑灭。不过即便如此,由于奥密克戎极强的传播力,我们即便在最大限度降低入境人员规模的情况下依然屡屡出现本土疫情,防不胜防且令人疲惫。

也确实,为了维持动态清零的状态,中国经济在2021年下半年付出了不小代价。特别是第三产业受到的冲击很严重,因此整体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回落。整体上看,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萧条,经济运行较为保守。

不过动态清零政策很可能一时半会还不会随意放开,不是因为动态清零成本低,而是因为放开共存的成本高。如果真的按照西方那种手法进行所谓“群体免疫”,那么对于医疗资源不足的中国来说就会导致更多的病死和医疗资源挤兑,这就是必然的后果。

而新冠肺炎对于老年人的杀伤力更大,美国90%以上的死亡病例为65岁以上老人。中国社会对于老人的情感依赖、经济依赖其实要远高于美国,很多老人也是与年轻人共同居住,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放开,死亡率必定高于美国,而且对于社会情绪、伦理的冲击也要高于美国。以中国目前的体制而言,如果出现大量老人病亡的情况,社会的怒火必然会全部聚焦于国家之上,这才是颠覆性的后果,2020年2月的舆论本身就反映了这个状态。

动态清零在经济上也有巨大的好处。虽然社会上很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因为无法开工收入大减乃至直接失业,这确实是事实。但是也应该看到,这批人员真正破产并面临生存危机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很多人转而从事快递、网约车等低门槛大需求的行业依然可行。这背后是因为还有没有被直接冲击的实体经济在支撑着基本需求。可以说,如果如西方那样放开,实体经济的开工也会造成巨大影响,这会让社会需求真正地全面萎缩,届时面对生存危机的人会急剧增加。

说白了,现在的不满声音很正常,舆论其实是微观且相对短视的。国家的判断不会被这些声音牵制就行,毕竟这是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人类政治只是这场生存之战的附属物,科学才是最关键的标准。

防疫的目标是在疫情之下最大限度地维持社会运转,减少疫情带来的损害。那么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则取决于疫情的预期损害低于防疫成本。而如果疫情损害低于防疫成本,那么放开就是适当的时机。这有两个不同的变量,其一就是疫情损害降低,目前来看即便是Omicron变种也因为其强烈的传播力而在绝对病例规模上无法达到损害降低的标准,但如果未来新冠肺炎出现衰减,病例减少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现疫情反弹,那么这也很可能意味着这轮呼吸道传染病疫情的结束。这一判断需要科学地作出,各国医学专家、世界卫生组织也应当作出审慎判断。

另一个原因就是防疫成本本身的变化。如果经济持续凋敝冲击了实体经济这一基础,那么中国也不得不寻求放开。而如果中国控制住了防疫的成本,那么防疫就变为可以继续常态化维持的。目前来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是控制成本的关键,如果上海那样规范且精确的防疫,那么整体的控制成本就会很低,对经济带来的损害就会变小。如果所有城市都持续高强度防控,那么这一成本就可能失控导致防疫得不偿失。不过基于中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基层控制能力强弱不均,因此上海的防控并不具有指标性的意义。要让其他地方都达到这一标准,需要的治理能力其实比看上去的高很多。

此外,即便要调整防疫,也需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比如最直接的分级诊疗和发热门诊要如何处理、疫情反弹需要准备的物资、基层管控和流调人员的组织和动员、社会舆论的引导等等。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并不会第一天宣布第二天就放开。

防疫最终都会解除,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防疫放开经济就会提速本身是个简单化的想法。这种决策需要审慎,而中国的优势就在于目前防疫成本控制尚处于可接受范围内,而且西方的数据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解封。不过应该说,现在谈论解封依然是奢侈的,宜缓不宜急。